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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鄉求生的矛盾與束縛《再見 可愛陌生人》座談文字紀錄

文|鄭又強、周盈秀逐字稿繕打;林佑運 整理編輯

 
▲《再見 可愛陌生人》劇照

 
導演阮金紅及蔡崇隆跟拍紀錄身邊移工朋友,將歷時四年無法輕易用一言兩語輕描淡寫敘說的親身觀察呈獻於影片《再見 可愛陌生人》之中。此片源於阮金紅觀察到身邊總是有群無法輕易以面容示人的移工朋友,在跟拍兩年後製作出影片《可愛陌生人》,並在持續的追蹤生命故事之下,與蔡崇隆導演一同挖掘跨國漂流生命背後的辛酸吞腹淚水,再次製作新版《再見 可愛陌生人》於2017年進行巡迴放映。希望藉由這部片子,喚起臺灣民眾對於這一群實際存在於身邊生活,卻不能輕易示人與發生的朋友們的故事。

擷取自《再見 可愛陌生人》臉書粉絲頁巡迴紀錄:
「本週的放映,投身人權運動及書寫移工故事的作家顧玉玲也於現場分享,正式引進外籍勞工以來,政府一邊向聘雇外勞的雇主收取旨為加強辦理有關促進國民就業、提升勞工福祉及處理有關外國人聘僱管理事務之用的就業安定費;另一邊卻捕捉逃跑外勞,每個外事警察都有配額,捉一個2000元。而精通外語、專研國際律法的外事警察也自嘲淪為『外勞警察,為了追捕逃跑移工疲於奔命,但這些浪費的社會成本卻又算到移工頭上,『這是彼此束縛的政策,極不合理!』」
 
場次:03/18(六)16:20
映後分享講者:
導演 阮金紅、蔡崇隆
 
主持人:我們熱烈掌聲歡迎兩位導演。兩位導演最近行程很滿,《再見 可愛陌生人》正在台灣巡迴當中,他們剛剛趕場過來,現在請導演們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我們就開放觀眾問問題。
 
阮導演:大家好我是阮金紅,今天很榮幸可以來到這邊跟大家分享。換你(指蔡導演)。(靦腆的笑)
蔡導演:大家好我是蔡崇隆─共同導演,然後,阮金紅的家屬。(全場笑)
 
蔡導演:她一開始講就會停不了。基本上今天不講拍攝背景,就直接針對問題,有什麼問題歡迎直接問我們。
 
阮導演:今天現場特別感謝的是楊玉鶯,她是片子裡的文字校對、中文跟越文字幕,《失婚記》跟這一部片是由她來幫忙,所以也特別感謝她。
蔡導演:她是我們的貴人。

 
觀眾A:導演好,我想請問,怎麼樣說服您的被攝者被記錄拍攝?
阮導演:其實拍這個議題比較敏感,因為這群人是非法移工,所以他們的身分是比較難拍。我運氣很好,我剛好打工認識這群人。剛開始他們不接受採訪,因為信任的問題,所以我大概花了一、兩個月一起工作,之後跟他們朋友也有很好的關係,他們才知道我有在關心移工跟新移民、新二代,因為他們知道我在推廣文化,所以會比較知道我在做的事情,也就比較安心讓我拍攝這樣子。但前面我還是有做一點功課,先跟他們交朋友、像家人般的互相協助。那之後我才順利地拍攝這樣子,我也沒有特別去找這個題材,可是剛好運氣認識他們這樣子。
 
 
觀眾B:剛剛看到說仲介費中越南仲介費是所有國家最高,不曉得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產生?是跟外交因素有關嗎?還是有什麼其他的問題產生?
蔡導演:有一點被考倒了。這有一點敏感就是批判到外國的政府,越南仲介費高的原因,我有跟做過仲介的朋友談過,問過說為什麼越南仲介費要比較高?是因為他們官商勾結比較厲害?他說你說的很正確。基本上跟這個是有直接關係,只是我們沒有證據。只能說那邊的可能比較敢要,可是我也要提醒一點就是說,照那個仲介講的,如果說是收4500美金好了,台灣仲介費分2200(美金),如果說收3000好了,台灣仲介分1500,也就是說台灣仲介是共犯結構,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光罵越南仲介與越南政府是沒有用的,台灣仲介這邊也有很大的問題,就是沉默的共犯這樣子,這個是所謂的暗盤交易。我們現在談的三年一出這個,三年一出這個廢除了,他們不用每三年出境一次,他們的機票跟這些仲介費他們可以少收一次錢,問題是第一次來的這筆錢,他還是存在的,只是少剝第二次皮第三次皮而已。剝第一次皮這件事情就是目前在各國裡面越南是被收最高的,目前最低好像是菲律賓還是泰國?其他國家大概可以低到1000美金,可是越南這邊就可以高到4000以上,聽說這個跟暗盤交易是有關係的。在檯面上台灣政府都說違法超收的話要罰款要取消你的仲介資格,但是就是沒有看到嚴格執行。
我覺得如果台灣這邊嚴格執行的話,對越南仲介應該會有壓力,我覺得我沒有看到這些。這部片子雖然不是調查報導,但我還是有提到,台灣及越南政府並沒有提出適度性的改革措施,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一個默許的狀態,這個也是我們片子的主要目的,讓大家看到不合理的,讓大家看到真正的癥結在哪裡?可能媒體要去調查報導,或者說大家一起努力願意在制度上進行一些改革,因為你光靠這些移工是不可能的,他們沒有選票,地方也不會做這些事的。只有我們這些可能比較有人權意識的,或者是比較文明的群眾,我們會覺得這樣是不對的,要造成某種社會氛圍跟輿論壓力,這件事才有可能改變,不然我覺得這件事非常困難,比新移民的處境改善更困難。新移民還有選票,但是移工是沒有的,但是他在台灣的人數比新移民還多,他們已經60萬以上了,新移民只有50幾萬,可是我們對這群人的狀況其實是了解很少的,而且是有點在漠視那些剝削的存在。我先講這樣,這一講會講不完。


▲現場觀眾與導演分享交流
 
觀眾C:我是從嘉義民雄過來的。
蔡導演:跟我們同鄉嗎?
觀眾C:對對對,我看他們做那個警車是民雄分局的,看了很有感觸,現在就是說他們在山上工作,我看他們工作的山上,好像都超限利用了坡度,這個也是台灣的一個農業問題;還有另外一點,台灣的技術工人,還有底層農業的勞動力,都一直老化,沒有辦法遞補,像我們台灣做水泥匠的也沒有新的師傅產生,所以勞動力都一直老化,所以他們越南的勞工才有辦法逃到農村去生存。現在就是說,不管是以前的國民黨政府或者是現在政黨輪替以後,我們的政府本身沒有辦法正視這個問題,沒有辦法說我們的農村勞力一直老化,不開放外籍勞工來遞補農村勞力會產生很大的問題,我們政府還沒有辦法正視這點。還有一點就是說,像剛才剛剛講的,為什麼只有越南的仲介費這麼高,也是一個眾人皆知的問題,不是有我們台灣這邊知道越南官方也知道,沒有辦法解決?這也是很離奇的事情。
蔡導演:你講的問題都很難回答。要問台灣政府跟越南政府。
 
 
觀眾D:老師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蔡老師中正的學生,我想要問說因為我之前也一直沒有很注視移工的問題,那只透過老師才了解,今天在看的時候我就會想說非法仲介他們會這麼的氾濫代表說不管當地有這個需求跟對方也需要來這邊工作,那我會想要問說合法的仲介他們到底收到多高?
第二個就是我想問說,即使是合法的仲介也有像是死傷人數或是受傷的問題,好像是合法的移工也沒有辦法得到保障,更何況不用說是非法的,這是我比較想要知道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也比較好奇就是說,因為我好像看到粉絲頁說我們被拍攝的這些主角們其實也都回越南了,然後不知道後來的近況是怎麼樣及生活如何了?
 
蔡導演:我們本來的阿強現在在新加坡工作,他們有跟我們用手機通話的話,但可能沒有時間公布,不過以後可能會公布在粉專上面,那你(指阮)要不要先回答?
(阮指回去)欸?第一個問題是?(全場笑)
蔡:仲介門檻這個你(指阮)比較清楚啊!就是現在合法仲介費到底是多少。
阮: 4000美金左右,但實際上可能會收更高。現在是規定大約美金4000左右,可是一般的同胞來這邊都從美金5000到8000之間就是台幣十幾萬到二十萬這樣子,最少都是從5000到6000比較多,我所知道的是移工他們分享的。我也是跟他們聊才知道。
 
蔡導演:剛在TIFA(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那邊有一份一月三號的簡報,這邊有外勞來台所需法定費用的比較表,菲律賓產業勞工是三萬五,就是母國仲介收費的部分,仲介費加手續費是三萬五,印尼是五萬四、泰國是十萬、越南是十二萬,是母國仲介那邊收的喔!我剛有講到譬如說十二萬會有一半是台灣收的,不是都越南,他們兩邊可以說分贓嗎?就是有那個部分。本國仲介部分我們有法定服務費,就是每月可能收法定服務費,第一年每月1800第二年每月1700,這個是實際上都有在收的,問題是第一筆錢,各國落差這麼大,你看從三萬五到十二萬,菲律賓是最低的,這就是不合理麻,一樣在這邊工作。因為在這邊可能有一些專業人士,有錯誤的地方馬上就是更正一下。
 
 
觀眾E:兩位導演好,我想這部影片所突顯的,不是在這點而是在說,這些業主怎麼會苛刻這些移工呢?苛刻這些移工才讓他們跑掉,你看前些日子的報導,印尼不是被虐待性侵害結果跳樓逃亡被救嗎?我們是覺得這些雇主真的很可惡,你今天為什麼不好好善待人家呢?
蔡導演:可是裡面還是有一些好的雇主啦,憑良心講。不好意思讓你這麼生氣喔!不好意思,如果舉手舉很多次還沒有點到的觀眾,你們就一直舉著不要放下來喔!(全場笑)
 
 
觀眾F:我想請問一下兩位導演這部片子花了多久時間完成的?那另外就是說剛談到那個仲介費,去年正好有在討論三年是不是要回國一次。我們那個時候去搜尋資料其實沒有一千美金的,大部分都是三千起跳,我是指印尼跟其他的國家都一樣,也都沒有收一千。
那另外剛剛影片有提到他們去陳情,陳情完有提到說明,有些人仲介費被退回了就是超收的,那為什麼那些人可以被退回?而這個退回之後不會變成越南的一個政策就是說我們就根據法令來,我不知道說兩位導演有沒有去追這個?是什麼原因退回。
另外其實這部影片已經播放了一段時間,移工逃跑不只是越南移工,其他有五六個國家的東南亞移工也有,有沒有引起什麼樣的迴響
 
阮導演:其實自從這部影片片花出來以後,我們的網路社群也很激烈的在討論。前面的陳情,為什麼他們有被退,是因為他們有寫陳情書,應該是去年他們總共去了三趟,去陳情。其中兩趟我有參加,他們大概寫了四千封陳情書,可是坦白講他們到現在都有疑問這幾千封到底在哪裡?還不知道。可是有些移工他們回來之後,有些仲介公司會主動跟他們聯繫退費,有十幾個人二十幾個人左右,可是總共有幾千人去投訴的。那他們所退的金額就不一定,有的是五百塊美金有的是三百兩百都有。那我覺得有點可惜是因為當這群人在行動的時候,我們台灣人不是無情的,只是我們不知道他們有這樣的工作。所以台灣各地方的單位沒辦法聲援他們,所以這個效率就很少。我相信如果說今天他們在這樣子的一個行動,台灣朋友、台灣媒體都有在注意然後幫忙報導,我相信這就是很有效的,可是可惜我去參加的幾次一個都沒有,那其他的非法的話我就不太了解,因為其他的語言我就沒辦法。印尼、菲律賓的我就沒辦法跟他們溝通,所以就沒有接觸到這樣的朋友,可是我在臉書上就會一直看到他們臉書在傳話。
你們想,這群人它是非法,前面的雇主對他們很不好,可是在影片中這群人是很大方的,他不會批評台灣人,可是呢?我們台灣人的態度怎麼去看待他們?相信大家看到他們不好的新聞的時候,在一般的民眾認為是這群人是不好,但是他們被教育的是他們從來沒有說台灣人不好,雖然他們講說前面的雇主虐待他們怎樣怎樣的,他也沒有直接說「這個雇主很爛」、「台灣人都很爛阿,都虐待我們」這樣子,在網路上包括你們看不懂的越文,他們也不會在講台灣人壞話,大部分是在講台灣人是友善的,然後他們會提醒同胞懂得感恩這樣子,可是我覺得台灣人的肚量還不夠,還不像這群可愛陌生人的大方包容,他們雖然是很辛苦在台灣賺錢辛苦被你們看不起,標籤、刻板印象、外勞不好、逃跑不好,可是他們還是一直身在這個國家,他們還是覺得台灣是有人情味的,只是你們聽不到看不見,所以我希望這部影片能夠傳出去,讓大家更認識這群非法移工同胞們這樣子。


▲映後座談導演們與觀眾分享許多為呈現在影片中的拍攝歷程故事及現下狀況
 
觀眾C:我可以補充一下嗎?我從嘉義民雄到永和來,我住在永和,已經住了三十幾年了,我有一個好朋友,他的丈母娘要請外籍看護,就是請越南的,他們都叫她「阿妮」,來了三趟快十年了,照顧雇主母親。她每個月寄錢回家,她家裡可以蓋新房子可以買田地,她女兒學業後也到台灣來,連她女兒的男朋友也到台灣來工作,她們都是合法的沒有外逃的,所以能夠好好生活。那個阿妮在台灣也養的胖胖的!她來台灣也快十年了,中文也很流利,看(看護)到她我朋友的岳母過世了才回家,來了快十年,我問她:「妳先生在越南是不是也很認真工作?」她告訴我沒有,她先生早上起來以後都騎著摩托車去找朋友喝咖啡,其實她家裡的收入就是靠她,還有辦法買地蓋房子,所以越南來台灣的當勞工也好當看護也好,不是都那麼悲慘的,台灣的雇主也不是都那麼慘忍的我們可以多聽一下多看一下。我看到的就沒有那麼悲慘,也沒有那麼可憐。
 
阮導演:其實我自己個人認為我覺得台灣是很有人情味的,當我接觸這群人的時候就覺得有點悲哀,我覺得台灣身為寶島,可是我們同胞來這邊是這種生活,當然這點我沒辦法講說台灣人都是不好的,我想強調是說也有好的:包括新移民姊妹也是,來這邊要是遇到好家庭命運也都不錯。可是像我們這群人,是不是需要多一點的愛心去關心他們,我們不能用爛比爛,要用好比好。我覺得才是會有進步的。
 
大部分跟我分享的我都聽到是:我的姊妹跟我的同胞不是過得很好。陸陸續續知道很多人都不好,我也很希望就是像大哥講的,他們來這邊都是遇到好的雇主、好的家庭。我覺得我們過的都跟台灣人一樣很幸福,可是可惜了就是我看到好的太少了。當然我們都還在努力,我也不能說都是不好,可是我覺得不好的還很多。我們還有很多空間去加強這一方面,有時候講說好像他們只是來這邊賺錢,可是你要想想看他們這十幾年來的辛苦,他是不是一樣曾經也沒有抱怨過,我來這邊很辛苦還是怎麼樣?所以我們看到這群人他們願意來這邊吃苦他不會抱怨嗎?但是我們台灣人就很容易標籤「他們不好」,我這點就不能接受,他賺台灣的錢他也付出,他也很努力,他有貢獻這個社會,包括新移民也是,要讓台灣人了解我們的文化,我們也花很多時間去推廣,包括教育下一代,包括學校裡面,那我覺得哪一個觀眾很熱情的,一直要到我們的國家學我們的文化,還是要讓我們努力出來的。可是我覺得接受度很有限,就是有些台灣朋友還沒辦法接受,一樣的道理,移工跟移民的,遇到同樣的問題,可是我們新移民的姊妹我們敢勇敢的走出去,或者家人會支持,我們的朋友會支持我們走出去,包括學中文也是,可是移工他們都沒有機會對不對?
現在,連新移民的議題都被重視,那移工的議題自然也要被慢慢看見。可是在這邊是60幾萬人到底是多少人過得好?到底多少人過得不好?我們知道嗎?其實都不知道。那所以我覺得大家將心比心,不能說一個不好就把全部的好都蓋掉,一個移工過得很好就表示全台灣的移工都過得很好。其實不是,我們還是要多了解。
 
蔡導演:延續她的我再補充兩句。我們希望紀錄片是一個平台,一個促進理解,不是製造對立的一個平台。所以常常有人在問說,到底越南人好還是台灣人好?雇主好還是移工好?我們討論這個東西要很小心。因為我們很容易就變成哪邊好、哪邊不好,但是這個人數誰知道?到底好人多還是壞人多?
我有一個比較天真的想法,我會認為好人是佔大多數的,不好的是少數的。不管是仲介、雇主,或者移工、新移民,但是我們不能保證全部的移工或是新移民都是好的,可是也不要因為少數不好,就特別針對他們,把他們汙名化。甚至像移工這個議題,有工作人員還傳一個粉專給我,叫做「靠北逃跑外勞」你們知道嗎?是專門在人肉搜索這些逃跑外勞的。譬如說在巷口看到外勞,他們就人肉搜索他把他的照片都po出來,叫大家去抓他。因為這個有獎金的,也許他們對某些移工有不好的印象,但是不要把它擴大成全部人,這個是我覺得我們要一直提醒身邊的年輕人,那個「靠北逃跑外勞」做的應該是年輕人,那我覺得這種仇恨是很可怕的。哪一國人都有好有壞,例如說台灣人有好有壞,你不能要求說全部人都是好的啊。我覺得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我們很容易以偏概全啦。
 

▲圖片來源:《再見 可愛陌生人》

觀眾G:兩位導演不好意思,我想請問一下你們在拍這部片的時候對於警察的看法?因為這邊看到移工是很害怕警察的,他們說他們做夢都會夢到被警察抓。但是到最後的時候他們被警察抓、被遣返的時候,卻看到就是有警察願意幫移工,其實在警察行使公權力的時候,因為政府的這些政策都還沒有完善,他們一樣是被剝削的,那你們對於警察在行使公權力時他們的作為是有問題的,是需要被改善的?就是想要問一下你們對警察這方的看法。
 
蔡導演:我先講一下,金紅是滿討厭警察的,但是是有背景的。那我講我在這個議題裡面我接觸到的警察,其實能夠拍到他在警察局被抓、被移送,還有被遣返出境,這些都是跟警察打交道才拍到的,所以基本上他對於我們拍紀錄片還算友善。但我就是跟他講說我們就只是記錄你們的過程,如果你們做的很維護人權的話就不用怕別人拍嘛。所以基本上都可以拍,但是不能採訪,我們就只能在旁邊拍而已。然後其實移民署專勤隊他們專門負責在抓這些逃跑外勞,也有跟他們小隊長私下在聊,他們其實心裡是很矛盾的,就是依法他們要抓這些人,但是他們又覺得是國家政策有問題,才讓他們要花這麼多的時間來抓這些人。尤其是越南,因為他們的仲介費最高、他們債務壓力最大、他們逃的最多,他們跑的又很快,因為他們身體很好,所以其實台灣警察抓他們是很辛苦的,他們也會希望說政策能不能改好一點,讓他們不用花這麼多的時間去抓這些移工。警察本來在理想狀態下就是一個中立的執法單位嘛,可是有時候因為制度或是政策的問題他們只好做一些我們不喜歡的事
像剛剛講的說,抓外勞這件事情他們自己也不願意,但是為了績效問題他們要跨區域去抓這些逃跑移工,這個就是他們自己的心態也有問題,例如說在山上的警察他們不會去抓這些人,可是別的縣的警察會來抓這些人,就會增加他們自己的績效,而且你抓到他們以後應該要給他們一個起碼的尊重,他們又不是死刑犯你給他們上腳鐐幹嘛?在影片中他們只是從派出所到民雄分局也是給他們上手銬腳鐐欸。這種東西不會是直接的歧視,但是他就是一種間接的歧視,這些是沒有必要的。有些東西是警察應該改進,有的制度性的問題可能就不是警察的問題而已。
 
阮導演:其實他說我只是比較不喜歡警察是沒有錯啦,可能是因為我之前有很多個案,就是請警察協助的時候他們都不太理我,包括處理家暴的事情,他會覺得這個是家務事,所以我對警察會比較敏感一點,就是不太喜歡他們有偏見這樣子。可是我覺得為什麼我的影像裡面專勤隊對我的主角特別好,這個也是有點疑問。你們想想看我舉例好了,如果我今天是一般的身分我不是金紅導演,我出去的時候誰理我?我跟外籍新娘是一樣的。我身分不同的時候,我到不同的場所會被不同的對待。我去台東泰源監獄拍的時候,他們的科長都對我很禮遇,可是我去一般的地方的時候誰理你。就是那種身分的問題。
還有我覺得我不能說每個警察都好像很不好,我知道有些警察是很用心很辛苦,可是其實坦白講我目前遇到的警察都是不好。可是影像裡面我為什麼這樣呈現的原因是因為,這個專勤隊的小隊長就是對我的主角這麼好,所以我就沒辦法再講警察怎麼樣。可是我再提醒大家,同樣的專勤隊我遇到的長官跟上面的是不一樣,我去拍攝的時候見到他們長官,他們對我非常的尊重,可是在我的移工被抓進去的時候,我帶東西進去探班我就被不一樣的處理,我就是被很嚴格的對待,然後我的證件查得很嚴,包括我帶什麼東西進去,他們都會查得很嚴格,包括我們對話當中。可是阿富被抓的時候,他們的隊長從台灣打到越南找我,這是不同的,也許他很明白我的主角被拍,難道是他們對待我的主角不好嗎,那在影像我當然會呈現不好的。所以這個專勤隊我是很感謝他們,可是他們也很聰明,會知道怎麼處理。我覺得台灣人都很聰明,你們想想看如果我今天要拍他們,誰要做的不好?用想的也知道,所以我就覺得這點我很難回答,目前我前面處理很多個案都是警察處理不好,我知道警察明明很辛苦,可是對事不對人,我覺得每次請警察處理問題的時候他們都不太甩我。就是不太尊重,今天我是一個導演他們就這樣,可是今天我去別的地方那很難說了。我只能這樣子跟大家分享。

 
觀眾H(印尼姊妹):首先我很佩服阮金紅姊姊可以拍到這部紀錄片,同樣身為新住民我真的很佩服你。我想要請問你們的是台灣的市場是需要很多移工的,但是有六萬多人都是非法移工,這個狀況就是像馬來西亞那邊一樣,因為馬來西亞那邊是有210萬人的移工,但是他們的非法移工是超過300萬人。但是馬來西亞的政府在去年有一個計畫,就是雇主可以中性雇用非法移工的計畫,那是不是台灣也可以這樣子做?把這些非法移工、中性雇主當合法的。
 
阮導演:那這點你就要問台灣人你不能問我。
蔡導演:他剛剛要講的就是說我們現在到底把移工當做是有移民性質的移工,還是直接用過即丟的客工?我們台灣要做個選擇了。目前都比較像是客工,就是客人嘛,他們來了三年回去,用完了;但是移工就比較有移民性質,我們要給他們比較多的保障跟社會福利,跟新移民一樣。可是這些牽涉到政府的移民政策以及怎麼看待國際勞工的問題。這有點複雜雜,可是台灣應該要開始思考這個問題,我們還沒看到這個思考的開始,希望這個影片可以刺激大家開始思考。
 

觀眾I:兩位導演您好,我想請問剛剛有提到關於制度性的問題,因為外籍移工他們其實是沒有選票的,可是不能把他們劃分成所謂有選票跟沒有選票的,那我覺得說大家都是從很遠的地方來到台灣,大家都是同胞的概念,那這群移工是否能夠透過已經歸化的新住民去爭取他們所應該有的權利?就我的認知我們現在新的立委當中有一位就是新住民的立委林麗蟬,是否能夠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去遊說這些立法機關從制度性的方面去做一些努力呢?我不知道兩位導演有沒有從這個方向去做過接觸?
 
蔡導演:我們有認識他但是沒有跟她提過,你可以跟她提啊,這要從民眾提才有用。
阮導演:我覺得這個是要靠台灣朋友大家一起來努力,因為光靠我們自己移民、移工去努力其實沒有很有效率。
蔡導演:因為他也要有其他立委支持才有辦法。
阮導演:要有你們的聲音,要有你們的聲音出來。
觀眾I:那至少可以在立法院會的時候去質詢移民署的相關官員,可以讓這些過程,向立法院會有很多都會公開上網嘛,那說不定可以讓更多台灣民眾去focus在這個議題上。
蔡導演:我還是鼓勵你打電話去跟她說。真的,比較多人打去會比較有用,因為她現在有比較重視新移民的東西,移工的部分我比較沒有聽說。
 

▲我們每個人能夠做的其實更多,不要忽視我們的力量。圖片來源:《再見 可愛陌生人》臉書粉絲頁

觀眾J:兩位導演好,我是公共電視的,我先工商服務一下,因為我們剛好有針對這個移工問題大規模的去做不同方面的,可能從業者、從仲介、從官方的角度(蔡導演:獨立特派員嗎?)對,獨立特派員。順著這個話題講,我剛好這個禮拜二的時候,就跟著南部的某一個專勤隊來查緝,(蔡導演:我們本來想這樣子跟欸,但是我們沒有申請到。)因為我們的同事有跟他們的小隊長聯繫過,他們一定有跟媒體有關係啦。(蔡導演:還是公共電視比較厲害!)應該做的。然後我們就在工業區裡面配合著他們,其實他們的辦案過程,先不管什麼是合法非法,他們就是要鎖定對象就先抓人,然後一樣集中一個地方之後就會上手銬腳鐐之類的,然後讓你去拿居留證,證明你的資料身分跟資料庫無誤之後,你才可以被拖開手銬腳鐐。(蔡導演:有沒有問過為什麼一定要上手銬腳鐐?這個是記者可以問的問題。)這個有跟他們專勤隊的隊員去了解過,是怕他們動作太大會逃,所以他們也是兩難,因為他們知道他們觸犯的也只是行政法,是與入境目地不符合,頂多就是遣返他們,他們也沒有任何刑事責任。所以上手銬腳鐐他們也知道比例原則是非常不對稱的。
我也可以說一下,我看到兩位專勤隊的隊員他們對被抓到的非法移工真的是非常好的,這真的是有的,甚至有孕婦在台灣懷孕了,那位專勤隊員幫她從五樓扛著她的行李拿下去。這的確是有的。然後在圍捕的過程中,他們甚至有一半的專勤隊員是具有司法己查身分的人,因為它們人數不夠所以就只好由他們的憲民協助執勤。所以一次可能就會有十幾二十個人隨便在路上走,然後看到就抓人,騎腳踏車的也去抓。所以我所目擊的整個過程,我會覺得是合法的警員在做不合法的動作,那我會覺得這很奇怪,他們也很矛盾,但是為了要去執行所謂這樣的勤務,但他們頂多會帶胡椒水在身上,萬一需要的話,因為電擊棒拿出來那個聲音也只是嚇唬他們,也不會真的用。他們在整個過程裏面也辛苦,我在值勤上面所看到的狀況其實是有很多的矛盾,所以我們應該要做一些改變。(蔡導演:所以那個兩難的處境要麻煩你們呈現出來啊。)全部拍了。(蔡導演:就你們的觀點,讓那個警員的兩難給大家知道,然後可能就是上面政策的問題嘛。)我希望我們能夠去做這樣比較大篇幅的報導,希望官方能夠有要去改變的動力啦,要不然那就只是一篇報導,對他們來講只是短暫性的壓力,沒有辦法持續施壓的話,那也很難改變現狀。(蔡導演:不會,媒體有做絕對有差,公共電視有做絕對有差,會比我們小紀錄片來的有用。)我覺得你們做的很棒。
 
蔡導演:但是我們這個能看到的有限,因為為了保護當事人。我們這個是小經濟、小成本、小人物拍攝的「三小紀錄片」,能夠看到的真的有限。所以公共電視的報導真的很重要,如果還可以影響其他媒體的話就會有社會輿論的壓力。
阮導演:我們在巡迴,但是我們還是要找地方,比較安全的地方,我們不會隨便在網路或是在外面播放。
 
蔡導演:我們不會上電影院,我們又不會上院線。我們只能用小眾巡演的方式,我們不能上電視,因為裡面像阿團他們有些當事人都還在台灣,他們什麼時候回去還不知道。阿成、阿富儘管拍了,但是我們也沒辦法跟觀眾說你們只能拍阿成跟阿富,因為他們兩個都被遣返回去了,現在一個在越南一個在新加坡工作,但是要保護其他人啦,所以有點無奈。
 
阮導演:然後我再一點點結束,就是其實不要說是移工我自己也有被查過。之前就是在台中的廣場我就帶著一群新二代去吃飯,突然間就是幾台車:警車,我們就包圍整條路,然後他們就馬上不給我們動叫我拿證件出來,我就一直看,其實我很想賭賭看,看他們是不是認為我是非法的?
後來我要證明我不是勞工我是新移民,這些是新二代,可是其實他們就不相信,然後一直跟我們要證件,要我們所有新二代的證件連媽媽都要拿出來。我覺得這個動作不應該要做的,因為每次五六個警察圍過來都好像我們犯什麼案件一樣。那我覺得就是說,非法移工讓警察去抓太浪費台灣資源了,除非說今天真的在某個地方他們在犯什麼案件、什麼罪,或是打人殺人、搶劫那種,你們去做我不會說,可是如果說這群人花那麼多錢來台灣,然後警察還拼命的派資源,從平地到山上也要好幾個小時,太浪費台灣資源,為什麼不好好給他們工作?有時候因為被警察追又跌到又受傷又死亡,那這些警察有沒有什麼賠償?國家有賠償賠多少?所以我覺得這個台灣的政府該要改進。
 

蔡導演:那個顧玉玲是寫移工很重要的作家,你願意講幾句話嗎?我本來不好意思講到你。是我邀請她來的。

顧玉玲:因為我知道他們時間很趕,不過因為公共電視在這邊,然後我覺得金紅非常非常棒,她剛剛最後在講的就是,為什麼我們這麼優秀的警力要花在這些根本沒有受害人的逃跑外勞身上?就是說,逃跑外勞他不是一個犯罪行為,我們每年抓差不多一萬個,而這些逃跑外勞,我們花非常多優秀的警力,就是這些外事警察,他們都讀了什麼國際觀,又讀了什麼外文,所以他們每個都是佼佼者,他們都覺得說我畢業以後要來辦國際刑案,可是這些外事警察每一個都說他們叫做「外勞警察」。因為一天到晚在抓逃跑外勞。
其實也很痛苦,因為他們抓這一萬個人呢其實是沒有犯罪行為的,是沒有受害者的,所以你抓這個然後又痛苦的不得了。剛剛看到那段好心的外事警察,我那一段就掉眼淚,因為我認識很多這樣子的警察其實是很痛苦的,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他們不只是有這些業績壓力,他們這些外事警察後來被移到了移民署當專員,然後他們每抓到一個還有兩千塊的補助,歷年來我們差不多花了兩億在這個補助上面。那這些錢哪裡來,如果在座的很多人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可能就是外勞照顧的,現在有25萬個家庭就是由外勞在照顧我們的老人家、身心障礙者度過他們人生的最後這一段時間,那大家就知道說我們每個月還要再繳兩千塊的就業安定基金,這筆錢就是現在鼓勵抓逃跑外勞。所以你就覺得這個政策很荒謬,然後他制定一個政策讓外勞不得不逃跑,然後逃跑之後我們又拼命抓。然後又把我們這些家庭繳的就業安定基金拿來做這件事情,這簡直就是一個作繭自縛的政策制度。我剛剛比較想補充的就是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像這樣的放映非常重要,另外就是我覺得外勞的權力要靠台灣人來爭取他們在這邊不只是沒有選票,他們連身分、地位、各式各樣都毫無保障,他連換個老闆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所有的改變是要台灣人來做,我們覺得應該找哪個立委的話,也是應該我們做。我們只要想想看,25萬個家庭的老人家都是靠外勞幫他們度過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那在香港我們也看到有些年輕人會出來幫拍那種影片,他就會說「我是顧玉玲,我是被外勞帶大的。」然後我是誰誰誰,第一個出來的一定都是年輕人,那我也非常期待台灣有這麼一天。

 
▲作家顧玉玲分享自己接觸移工朋友及相關警政單位的經驗
 
主持人:下一場的放映就是我們一開始有提到的阮金紅導演的《失婚記》,是在講新住民在台灣的故事。那今天很謝謝導演帶來很精采的作品,今天的映後座談很感動,大家也都分享的非常多,那我想我們身為台灣人很習慣我們身邊發生的任何事情,但是我們看不到的事情不代表沒有發生,所以我相信這部作品他就是拋磚引玉,呼籲大家關心身邊比較不被看到的那一群,如果對《再見 可愛陌生人》還有更多的問題想問,不妨去他們的粉專上面留言跟導演們互動,或者持續追蹤他們的巡迴消息,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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